记者｜刘朝晖
从甲午战争的炮火撕裂东亚格局，到二战期间的侵略铁蹄践踏亚洲，日本军国主义如同一场恶性瘟疫，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灾难。这场灾难的爆发绝非偶然，它是封建专制遗产、岛国地理困境、西方殖民逻辑等多重因素交织发酵的产物。即便在二战战败后，军国主义的余毒仍未彻底肃清，时不时以历史修正主义、军事扩张等形式死灰复燃。追溯日本军国主义的滋生与蔓延之路，剖析其深层动因，探寻根除这一“病毒”的“疫苗”，对守护地区和平与人类安宁具有重要意义。
2025年9月18日，人们在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参观。
幕藩体制下的军国温床
提及日本天皇，“万世一系”的说法始终被右翼势力奉为圭臬，成为其宣扬皇权至上、煽动民族主义的工具。但“天皇”这一名号，其实源自中国唐高宗李治。公元674年，李治改元上元，自称“天皇”，皇后武则天称“天后”。彼时的日本对唐朝的政治制度、文化礼仪全盘效仿，“天皇”名号也随之传入日本，取代了此前的“大王”称谓，成为日本君主的正式称号。
所谓“万世一系”，本质上是日本为强化皇权合法性构建的政治神话。即便天皇家族确实延续了较长历史，其掌握实权的时期也极为短暂。在漫长的封建时代，天皇多数时候只是名义上的国家象征，真正的军政大权始终掌控在武家集团手中。
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，将这种“虚君”状态推向了极致。幕府将军依靠直属武士集团控制全国，各地大名则依靠自己的家臣武士统治领地。“当时的天皇，就如同一件精致的摆设，象征着日本的文化正统，却与国家治理毫无关联。”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说。
这种以武力为基础的统治模式，使得尚武精神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，为后续军国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。“幕藩体制下的武家统治，本质上是一种军事专制，它将武力崇拜、等级秩序、忠君思想融为一体，这些元素后来都被军国主义所继承和强化。”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德坤指出。
1853年的“黑船事件”，不仅打破了日本两百多年的闭关锁国状态，更彻底动摇了德川幕府的统治根基，也让日本认识到“弱肉强食”的国际法则，催生了其通过对外扩张跻身强国的野心。而一批幕末学者开始反思日本的处境，提出了“海外雄飞论”，主张通过对外扩张来摆脱危机、增强国力。
这些扩张主张将武士道的忠君思想与国家扩张野心相结合，对传统武士道进行了改造，形成了军国主义的思想雏形。原本对主君的个人忠诚，被转化为对天皇和国家的“绝对忠诚”；原本用于维护封建秩序的武勇精神，被扭曲为对外侵略的暴力崇拜。这种畸变后的武士道精神，成为动员民众、煽动侵略的思想工具，为后续明治维新后的军国主义思想传播奠定了基础。
“幕末学者的扩张主张，本质上是将武士道从一种封建道德，改造为服务于国家扩张的意识形态，它为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内核。”日本历史研究者阿部海表示。
明治政府成立后，为了强化中央集权，将军队建设放在首位，提出“富国强兵”是国家发展的核心目标，逐步确立了天皇对军队的绝对掌控，构建起军国主义体制的雏形。明治宪法看似确立了君主立宪制，实则是为军国主义披上了合法外衣，军部凭借对天皇的直接效忠权，逐渐成为左右国家命运的核心力量。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，明治政府开始推行“开拓皇国”的扩张战略，推动日本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。
靖国神社举行神道教仪式。
战争赌胜与军国全面失控
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，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崛起的关键节点，两场“赌胜式”战争让军人集团的政治话语权急剧提升，彻底改变了日本的权力格局。军部借此机会扩大影响力，要求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军事建设，进一步推动对外扩张。
战争带来的巨额赔款与殖民地资源，也为日本军事工业的发展注入了动力。甲午战争的赔款被大量投入军事建设，日本相继建立起完善的陆军、海军军工体系，舰艇吨位、武器装备水平迅速跻身世界前列。同时，日本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，弥补了国内资源匮乏的短板，形成了“以战养战”的扩张模式。
随着军人势力的膨胀，军部开始通过各种手段干预政治，逐步架空内阁，实现对国家政权的掌控。1900年，日本确立“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”，规定陆军大臣、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大将或中将担任，且直接对天皇负责，内阁无法干预军部事务。这一制度让军部成为独立于内阁之外的权力机构，内阁若与军部意见不合，军部可通过辞职等方式迫使内阁倒台。从1921年至1936年，日本更换了19届内阁，平均任期不足一年，多数内阁因与军部冲突而倒台，军部逐渐成为左右国家政局的核心力量。
1936年的二二六兵变，彻底清除了军部内部的反法西斯力量，统制派掌控军部，日本正式进入法西斯军国主义时期。此后，军部通过颁布《国家总动员法》等法令，将全国纳入战时体制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全方面为战争服务。政府沦为军部的傀儡，首相由军部推荐，政策必须服从军事扩张需求。同时，法西斯势力在国内推行思想专制，镇压反战声音，宣扬军国主义思想与天皇崇拜，通过教科书、媒体、教育等渠道，向国民灌输对外侵略的理念，将整个日本改造为一台高效的战争机器。
“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，它保留了大量封建专制遗产，这些遗产与近代军事体制、殖民思想结合，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军国主义制度。”胡德坤教授指出，封建遗产的残留，让日本无法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，反而走向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极端。
此外，西方列强对日本的纵容与扶持，也加剧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膨胀。英美等国为了在东亚牵制竞争对手，对日本的扩张采取默许态度，甚至提供支持，让日本更加坚信“军事扩张是可行之路”。同时，西方的军事技术、制度体系被日本借鉴，为其军国主义提供了近代化的支撑，形成了“封建内核+西方外壳”的军国主义模式。“日本的‘脱亚入欧’，本质上是对西方殖民逻辑的全盘接受与本土化改造，它放弃了东亚传统的和平秩序，选择了与列强为伍、掠夺邻国的道路，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走向极端的重要外部因素。”阿部海表示。
在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主导下，日本发动了规模空前的侵华战争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。日本还偷袭美国珍珠港，发动太平洋战争，试图夺取东南亚的资源控制权，建立“大东亚共荣圈”。但随着战败无条件投降，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彻底走向覆灭，“大日本帝国”的扩张梦想彻底破碎。
遏制“病毒”须打“多维疫苗”
二战后，日本军国主义未能被彻底肃清，核心原因在于战后清算的不彻底，而美国的对日政策转变是关键推手。虽然美国主导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（东京审判）惩处了一批日本战犯，但随着冷战格局逐渐形成，美国为了将日本打造成东亚的反共桥头堡，迅速调整对日政策，从“非军事化、民主化改革”转向“扶持日本重建”，对日本的战犯清算进行了刻意弱化与操控，让大量战犯逃脱了应有的惩罚。
除了与731部队战犯达成秘密交易、豁免石井四郎等人的战争责任外，美国还默许日本保留了部分军国主义骨干势力。天皇裕仁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高象征，未被追究任何战争责任，这使得日本社会缺乏对军国主义的根本性反思，军国主义的制度根基与思想余毒并未被彻底铲除。美国为了让日本承担反共军事责任，又推动日本建立“自卫队”，逐步突破“和平宪法”的限制，为军国主义军事力量的复苏提供了空间。
在教育与文化领域，右翼势力通过修改教科书、操控媒体舆论，歪曲历史真相。日本文部科学省多次审定通过篡改历史的教科书，删除南京大屠杀、慰安妇、细菌战等关键历史史实，将“侵略战争”歪曲为“自卫战争”“解放亚洲的战争”，向年轻一代灌输错误的历史认知。这种对历史的系统性歪曲，正在消解日本社会的和平共识，让军国主义思想有了死灰复燃的空间。此外，日本右翼势力还通过舆论造势，压制国内的和平反战声音。部分敢于正视历史、批判军国主义的学者、媒体人，常常遭到右翼势力的攻击与抹黑，被贴上“卖国贼”“自虐史观”的标签。这种思想压制，让日本社会难以形成对军国主义的深刻反思，和平力量逐渐被边缘化，而军国主义的余毒则在暗中蔓延。
伴随着历史修正主义的抬头，日本近年来的军事扩张动向愈发明显，不断突破“和平宪法”的限制，军国主义回潮的风险持续加剧。日本防卫费连续多年大幅增长，2026年的防卫预算为9.04万亿日元，创下历史新高，军费规模跻身世界前列，彻底背离了“专守防卫”的政策定位。2022年，日本政府通过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》等三份安保文件，明确将中国定位为“最大战略挑战”，提出“反击能力”，实质上是为军事扩张寻找借口。
要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，需要一套“多维疫苗”体系。
2026年1月15日，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迈尔-亨德森联合基地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、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与美军陆军第3步兵团官兵共同参加体能训练。
战后国际秩序的国际法文件是遏制军国主义的根本遵循，如同疫苗的核心抗原，需强化其法律效力与执行力度。《开罗宣言》《波茨坦公告》《日本投降书》构成了约束日本的完整法理链条，这是国际社会对抗军国主义复活的法律基石。
强化这套“基础疫苗”，需做到三点：一是国际社会共同捍卫战后国际法准则，坚决反对日本右翼否认侵略历史、挑战战后秩序的行径，明确任何试图突破法理约束的行为都是对人类和平的挑衅；二是加固《日本国宪法》第九条的和平防线，抵制日本通过“解释性修宪”解禁集体自卫权、扩充军备的企图，将“放弃战争”的原则转化为刚性制度约束；三是激活《联合国宪章》“敌国条款”的威慑力，针对日本持续扩军的危险动向，通过区域组织协作形成针对性约束，让军国主义扩张无处遁形。
针对日本军国主义“病毒”的“多维疫苗”体系，需兼顾短期遏制与长期根除，既通过法理、产业手段快速切断病毒传播路径，又通过思想净化、国际共治逐步铲除病毒滋生土壤。这一过程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坚定立场，更需要日本国内和平力量的持续抗争，唯有久久为功、协同发力，才能彻底让军国主义“病毒”无法成活，守护亚太地区及世界的持久和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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