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澳门码头的便利和香港航运的优势，香山人有了通往海外的坦途，有了拥抱世界的机缘。获得“真经”“白银”的香山侨商，先后在香港、广州、上海等地投资创业。
19世纪末，马应彪与同乡合股在香港试水，创办先施公司，经营环球百货。其装修内外富丽堂皇，购物实行发票制度、商品明码标价、导入货不二价，雇用青年女售货员、实行定时营业和星期天上午“守礼拜”的做法。这些“新奇无匹”的惊世之举，改变了传统零售业“漫天叫价，落地还钱”的销售模式，也培养了中国最初的职业女性。
马应彪的香山同乡郭乐郭泉兄弟、蔡昌蔡兴兄弟等香山侨商，参照先施公司的做法，招股筹资，先后在香港、广州创办了永安、大新百货公司。这些新创办的百货公司，以压倒性的规模、新式的服务理念等近代商业经营方法和豪华舒适的商业空间，立即受到具有新时代知性和感性的都市市民的热捧。
香山侨商并没有满足于香港和广州的成功，而是瞄准了大上海。马应彪、黄焕南、郭乐、郭泉、蔡昌、蔡兴、刘锡基、李敏周等香山侨商相继携资再闯上海滩，重塑“新世界”。
1917年10月马应彪在上海创设的先施百货公司开业后不到一年时间，1918年9月郭乐兄弟创设的永安百货公司也正式落户上海。1926年李敏周和刘锡基创设的新新百货公司和1936年蔡昌兄弟创设的大新百货公司，在先施和永安两大百货公司所在的南京路西头相继诞生。
虽然之前，南京路上早已有福利、汇司、泰兴、惠罗四家西洋资本的百货公司，但这四大百货公司的服务对象主要是西洋人，经营方式又墨守成规，不能满足上海人的需要。因此，锐意进取的香山侨商创办新的四大百货公司后，洋人百货公司在上海零售业界的地位很快就被动摇了。
香山侨商敢在南京路相继设立四大百货公司，绝不是头脑发热的即兴之举，而是调查研究后的决策。先施公司进入上海前，曾两次派人考察，并与沪上商界人士反复切磋。因此，先施公司兴建的公司大楼不仅占地广、建筑和商场面积大，而且经营的商品多、雇员众，尤其在经营方面令人耳目一新。
首先，打出“经营舶来品牌商品”的招牌，商品陈列整齐，种类繁多，吃、喝、玩、乐等样样齐全，是上海过去从未有过的百货商店，使图新鲜、讲场面的上海人大开眼界。
其次，在减少了顾客赊账和讨价还价的同时，还有效地增强了顾客对商品和百货公司的信赖。
再次，给予店员周休，大胆雇用女店员。
作家林徽音说：“公司方面还入时地雇用着女售货员。女售货员大都设在男子应用品的柜台上，如烟草柜之类，……自来水笔的柜台上的女售货员总是更精选的。”公司也采用男店员来应对女顾客：“在主顾是女子的柜台上，如化妆品柜，它的售货员却往往是男子的，而且是精选的男子。至于绸缎部，非特售货员是一律的男子，而且大半还是苏州人，会小心地侍候着他们的主顾。”可见，先施公司不仅在物品丰富程度和装饰陈列上增强吸引力，而且在店员形象、服务适配性方面牢牢地抓住顾客的审美之心。
先施百货公司在上海南京路上的创新之举，更大地激发了永安、新新、大新百货公司的创造力。他们虽然大都曾是先施的合伙人或投资商，但并没有影响彼此之间的合作与竞争，在经营方式方法上各自出奇制胜。
他们在公司大楼的建造设计上争奇斗艳，在广告宣传上也各出机杼：先施有被称为“消费与欲望的象征”的摩星塔，永安有上海首屈一指的天韵楼，新新有上海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（也是中国最早的）民间广播电台，大新有当时上海最早引进的商场自动扶梯；先施有先施乐园的游艺场，永安有大东跳舞场，新新有自己的茶馆餐厅，大新还有“天台十六景”；先施有“一元商店”，永安有“大减价”，新新有“廉价商场”，大新有“买一送一”；先施有橱窗，永安有霓虹灯，新新有玻璃电台，大新有玻璃柜台……
他们以不断创新的经营方式为上海的消费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衣、食、住、行、娱的优质服务，而且塑造了新奇、富丽、生动的城市空间，改变了上海人的消费观和审美习惯。四大百货公司因此成为上海南京路上一道壮丽的风景，而他们和上海的香山人也在经营百货公司的过程中，用创造力和奋斗精神点亮了南京路，成就了自己丰富多彩的人生。
永安公司旧影，1920年摄。 来源：上海通志馆微信公众号、上海档案信息网
新新公司旧影。
（作者为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，广东历史学会副会长，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、教授，中山市社科联原主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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